人体测量学与侦探活动

半个世纪以来，侦探技巧超凡入圣的大侦探福尔摩斯的传奇故事一直深深地吸引着全世界的读者。

随 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现代福尔摩斯与他们的前辈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罪案，特别是凶杀案中的智力因素和科技含量已经越来越高，仅凭智力、经验和直觉侦 破案件的福尔摩斯探案时代，已经成为永远的过去。在现代侦探实践中，侦探们摸索出一套更为细致、更为客观、更为科学的方法。尤其在侦探技术、侦探方法乃至 思维模式上，现代侦探活动的变化可以称得上是革命性的。

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侦探活动，始于19世纪下半叶。最早使侦探活动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科学技术是人体测量学、指纹学、法医学和毒物学。

18世纪初的法国巴黎街头，罪犯肆虐，治安情况异常混乱。随着罪犯的增多，面对堆积如山的档案资料，怎样才能迅速准确地从中发现哪些是初犯，哪些是惯犯，哪些是冒名顶替代人受过者？一场管理危机出现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79年才出现转机。

警察局刑侦处一位叫阿方斯•贝蒂隆的青年，通过对罪犯人体若干部位的精确测量记录在案，创造了一种能够准确识别有前科罪犯的有效方法——贝蒂隆鉴别法。为现代侦察学的诞生，安放了第一块基石。

贝 蒂隆出身名门望族，父亲是一位医学博士和统计学家，祖父是一位数学家，可是他自己却一事无成。因为他脾气古怪、出言刻薄，换过很多份工作。最后，其父通过 关系将他安排在这个岗位上——终日坐在档案室里，将罪犯的材料登记、制卡、入档：身材——中等，鼻子——略高，胡须——黑灰色……因为犯人不肯配合，照片 也经常拍得歪七歪八模糊不清。

   利用这种档案材料识别犯人，难度甚大。查询工作的难度更大：500万张卡片，8万多张照片，有多少重名？有多少化名？哪些罪犯经过整容？既难检索也难区分。这时，他从父亲那得知比利时天文学家、统计学家阿道夫•奎特列特研究发现，人的骨骼发育受一定自然法则支配，世界上几乎没有两个人的骨骼尺寸是完全相同的。

贝 蒂隆受此启发，决心深入研究，开始对犯人的头长、头宽、身高、手臂和手指的长度等部位进行测量。随着资料的积累，他发现的确难以找到上述尺寸完全相同的两 个人，如果用这种方法建立罪犯识别档案，显然要比过去的建档方法精确得多。于是，他大胆地给局长写了一封长信，陈述发现和建议。

他写到：“一个成年人的骨干是终生不变的，如果在身高之外再加上一个长度，就算是躯干的长度吧，那么要找到两个尺码长度完全相同的人的机会就上升到16：1。如果在犯人身上量下11种骨骼和部位的尺寸，要找到两个完全相同的人的可能性则是4191304：1……到目前为止，所有用来识别罪犯的方法都是肤浅的，不可靠的，谬误的，并且难以编目分类……”

两个星期后局长召见他说：“从下个星期我们来介绍您的鉴别方法并进行实验，你会得到两个助手。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如果在这段时间里你的方法哪怕只要找到一个过去犯过罪的罪犯的话……”这个建议并不公平，这意味着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恰好要有一名重刑犯被逮捕、起诉、判刑并正好被抓进贝蒂隆所工作的警察局，由他将其查找出来确认是重犯而不是初犯，机会能有多少？即使这样，贝蒂隆仍然受到了鼓舞。

1883年2月20日， 当头昏脑涨的贝蒂隆将最后一个犯人测量完毕时，忽然感到这组数字眼熟，随即抽出一张卡片对比，竟然完全一样。只是罪犯的名字不是马丁而是杜邦，便大声斥责 他是一个使用化名的重犯。周围人大为惊奇，罪犯承认自己是一个“二进宫”的重犯，原名马丁。次日，巴黎报纸对此事做了报道，从此法语中多了一个新的词汇：贝蒂隆鉴定法。  

1883年辈蒂隆查出了48名重犯；1884年上升到了300名，他们都是用老式侦探辨别方法难以辨别的。

是年，法国监狱总监对该方法予以正式肯定，任命贝蒂隆为法国人体测量办公室主任。法国各大报纸作了报道：“法国青年科学家对证明犯人身份的方法进行革命”。此后，贝蒂隆鉴定法迅速被欧美各国所采用。